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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建國之初，毛澤東同志多次婉拒親戚朋友們提出的介紹工作的要求。時任長沙某中學教員的李淑一是柳直荀烈士的遺孀，托人找到毛澤東，想去國家文史館當研究員。毛澤東為此給秘書田家英寫信說:“李淑一女士，長沙柳直荀同志(烈士)的未亡人，教書為業，年長課繁，難乎為繼。有人求我將她薦到文史館為館員。文史館資格頗嚴，我薦了幾人，沒有錄取，未便再薦。擬以我的稿費若干為助，解決這個問題。”楊開慧的胞兄楊開智，曾捎信給毛澤東，要求“在京或湘安排廳長之類的職位”。毛澤東1949年秋在致湖南省委副書記王首道的信中說:“楊開智……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適當工作，任何無理要求不應允許。”同時，又給楊開智寫信:“不要有任何奢望，湖南省委派你什麼工作就做什麼工作，一切按正常規矩辦理，不要使政府為難。”
　　這些往事，反映出毛澤東同志的“人情觀”:講人情，對親朋好友給予關心愛護，但不因此而放棄原則，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，都按原則辦事，把黨的利益、集體的利益、群眾的利益放在首位去考慮問題、處理事情。毛澤東的“人情觀”折射出他的開明氣度和博大胸襟。作為黨的領袖、國家主席，向一些部門推薦人，數薦不納，毫不認為這是對自己不恭不敬，而是歸結為“文史館資格頗嚴”，所以“未便再薦”，便以“我的稿費若干為助”。若黨員幹部都能做到這樣的程度，群眾自然會報以欽佩和敬仰之情，就會打心眼裡相信黨、擁護黨、跟黨走。毛澤東的“人情觀”也反映出他嚴格自律的革命風範。上級要給下級做好表率，對有悖於政策規定的，敢於說“不”。古人雲:“上不正，下不行。”“己不正，焉能正人。”試想，假如領導同志不能嚴格要求自己，作風不正，以權謀私，耳濡目染之下，“身邊人”能不被“污染”嗎?若把權力當成是私家財產，“一人得道，雞犬升天”，那敗壞的必然是黨風政風和社會風氣。
　　毛澤東同志的“人情觀”並不深奧，關鍵是身居要職嚴格自律，以上率下絕不自傲，執政為民落到實處。它也從側面告訴我們:“交情是交情、公事是公事”，絕不能讓“人情”侵蝕政策，損害黨性原則。對比之下，如今一些黨員幹部在對待人情問題上著實應感到汗顏。有些黨員幹部，明知道有些事不可為、不能為，但礙於面子、囿於感情，當起了“關係戶”的“保護傘”，或成了變味“人情”的俘虜，因此而走上了邪路，教訓不可謂不深刻。所以，要想取得人民擁護，要讓自己不至於栽跟頭，黨員幹部就必須以身作則，廉潔自律，切實規範從政行為，避免陷入“人情”的泥潭，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，以一身正氣和高潔品質，經受住各種誘惑考驗，做為民務實清廉的表率。　　（原標題：毛澤東“人情觀”：公是公，私是私）